泮水清涟

《诗经·周颂》研究综述

《诗经》称“诗”或“诗三百”，若以春秋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作为《诗经》形成的时间算起，流传至少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。《诗经》在春秋时代事实上已被尊奉为经典著作，崇高地位和权威性是人们一致公认的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七年》记晋国大夫赵衰言：“《诗》、《书》义之府也。”孔子亦云：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无邪。” 《诗经》是先秦不可逾越的高峰之一，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，从不曾衰落。二千多年来，历代研究《诗经》的人不计其数，但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国风上，有关《周颂》的研究则相对薄弱。

有关《周颂》的研究。经学时代，由孔子开始，主要是对《周颂》的主旨进行阐发，如上博简《孔子诗论》[1]中对颂诗的评论。《孔子诗论》之后，则有《毛诗序》。《毛诗序》简明扼要地说明了《周颂》各篇的的仪礼功用，成为后世经学家解诗的起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差不多与毛诗同时的三家诗，解诗亦多有见地。郑玄之后，今文经派没落，今仅能见到三家诗的只言片语，但与毛诗总体上差别不大。从东汉郑玄《毛诗传笺》到唐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，是在详尽解说《周颂》各篇篇旨功能、解释词句的基础上，稍为涉及到作者、写作年代、性质、特点。锐意进取，独立思考的宋儒，在对《周颂》各篇主旨、用途的解说上，提出了不少新见。欧阳修《诗本义》、苏辙《诗集传》、朱熹《诗集传》、吕祖谦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，是主要的代表。元明时期，《周颂》研究重在涵泳体悟。何楷《诗经世本古义》喜欢从己意出发，申发诗义，然亦有不少主观臆断的成分。这时值得一提的还有陈第《毛诗古音考》，考证古音，订正“叶韵”之说，发《诗经》古音研究之滥觞。明清之际王夫之的《诗广传》发扬明人以心性之学申发诗义的传统，让人从另一个角度看到颂诗的多向可释性。清人研究《周颂》，百舸争流，成就空前。陈啟源《毛诗稽古编》、朱鹤龄《诗经通义》批驳宋人，力捧汉学，开考据风气之先。王鸿绪等奉敕编纂的《钦定诗经传说汇纂》则推重朱熹，贬抑汉学。考据一派成就最大的当推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和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，前者声义相训，因声求义，触类旁通，推论字词，考释详尽，后者重在考论典章制度和历史背景，引证宏富，无出其右。胡承珙《毛诗后笺》亦是清儒说《周颂》之一大家。《周颂》的文字考释方面，戴震《毛郑诗考正》、《杲溪诗经补注》、段玉裁《毛诗故训传定本》、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均非常详尽，值得重视。文字声韵方面，段玉裁《诗经小学》、庄述祖《毛诗考证》、顾炎武《诗本义》、王夫之《诗经协韵辨》、陈奂《释毛诗音》、江有诰《诗经韵读》，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。姚际恒《诗经通论》和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，则注重《周颂》的文学特点。包世荣《毛诗礼征》主要介绍礼仪祭典。清代今文经学家的代表有魏源、王先谦等人。魏源《诗古微》卷六《周颂篇次发微》、卷十五《周颂答问》和卷十七《诗序集义》，详论了《周颂》的作者、写作时代及各篇的功用，专主齐、鲁、韩三家诗说，攻击古文经学，很具启发性。

二十世纪以来的《周颂》研究呈现出迥异前代的特点。

“五四”运动至解放前，《周颂》研究备受冷落，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在关注。王国维的《大武乐章考》、《说勺舞象舞》、《说周颂》，见解独到，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。傅斯年《周颂说》、陆侃如《三颂研究》、刘师培《广释颂》亦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。解放至八十年代，《周颂》研究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对《周颂》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，按这种观点，作为郊庙祀歌的《周颂》表现了唯心主义的神学观念，毫无价值可言，惟农事诗具有一些史料价值，因此掀起了一股对《周颂》农事诗史料价值进行挖掘的热潮。惟高亨先生不为所动，独立思考，写出了《周代大武乐考释》和《周颂考释》两篇文章，持之有据，言之成理，是这时期的重要创获。孙作云的《诗经与周代社会》也极有见地。进入八十年代，《周颂》研究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崭新时期。其一是研究角度的多样化。《周颂》研究彻底摆脱经学时代专解诗义，略兼音韵的局面，从宗教、文化、文学等角度重新审视《周颂》，积极评价《周颂》在文化史、文学史上的价值。这类研究成果主要有王潜生《论周初颂诗的思想性》[2]、《再论周初颂诗的评价问题》[3]，刘操南《〈诗·周颂〉中没有合理内核吗？》[4]，蔡守湘、朱炳祥《人类精神初觉醒的产物——论<周颂>在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》[5]，王开元《论周颂的历史价值》[6]，刘生良《颂诗二题》[7]，夏传才《论西周的颂歌》[8]，许志刚《<诗经>与周代宗教文化》[9]，华锋《试论<诗经>的宗教意识》[10]孙克强、耿纪平《<诗经>与商周宗教思想、审美观念的变化》[11]，周小兵、王志忠《<诗经>宗教现象原论》[12]，等等。这时期还有从上古音乐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论周颂的，还有专门讨论《周颂》审美艺术特色的。这些成果说明了学者研究《周颂》的视野在不断拓宽，深度也在不断发展。其二是对《大武》乐章的研究的继续。上世纪初，王国维、冯沅君、陆侃如等已经开始了对《大武》乐章的考证，六十年代，又有了高亨、孙作云、张西堂等人的研究成果，八十年代以来，有关《大武》乐章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。姚畋《论大武乐章》[13]，姚小鸥《<周颂·大武乐章>与西周礼乐制度的奠基》[14]，张建军《诗经与周文化考论》中有关《大武》的专章论述，等等，都是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。其三，对颂诗起源的研究进入了多学科交叉，综合研究的阶段，如叶舒宪的《诗经的文化阐释》中的“颂的本相”一章。有关颂诗起源的各种研究将在本论文第一章进行专门评述，在此恕不赘言。

综上所述，历代历年的《周颂》研究，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，成绩很大，贡献很大。它们不仅涉及到颂诗的起源、分类、写作时代、祭祀对象等问题，而且涉及人类文化的起源和演化，肯定了颂诗的文化价值，丰富了颂诗的研究角度。但在研究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。

首先，二十世纪以前的研究脱离不了敬天法祖、宗经征圣的思维定势，讲究涵咏诗篇，肆意发挥。二十世纪前半期，则因为“新文化运动”的开展，矫枉过正，颂诗被打成“庙堂文学”，成了须扫荡的对象，结果，被打入冷宫。

其次，过分关注焦点问题，忽略系统研究。譬如，对《大武》诗的研究，众说纷纭，是研究的热点之一，各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《大武》本身，而缺乏综合的系统的把握，未把《大武》置于整个《周颂》，甚至是《诗经》的背景下进行研究，失之偏执。还有，象对颂的内容众口一词，认为是“歌功盛德”，但这与颂诗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是不符的，应该如何认识？“颂”的起源众家各执一辞，孰是孰非，又如何进行合理辨析？

其三，对《周颂》的程式化语言掉以轻心，未能深入体察其中蕴含的“潜台词”，发掘《周颂》的内在思想和文化意义。《周颂》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，但正如海上冰山，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冰山一角（内容单调的庙堂语言），而不能充分地理解《周颂》作为祭祀语言背后深藏的文化和思想。关于这一点，当下的研究者已有所觉察，正力图改变。